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历史翻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的一页。各地开展多元化实践探索，有哪些思路可以遵循？在已有的国内、国外发展经验中，有哪些要点可以借鉴？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开化论坛上，专家学者立足不同的学科视角，畅谈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和思考。同时，20位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发起“开化倡议”，呼吁社会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研究。

“中国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区别于其他国家，很重要的一点是发挥了国家集聚和分配资源的特性和能力。”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徐勇在主旨演讲中说，农业农村的发展变迁有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规律，这对国家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践中，应遵循自然规律，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简单化，做到“记得住乡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是探索现代化发展中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土地权属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叶敬忠介绍，目前，该领域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体主义、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五大理论体系，分别为乡村振兴提供总体指导、价值引领、效率保障、反思取向和底线思维。

保障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底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仇焕广强调，国家整体战略应强调食物安全，政策执行中可以粮食安全为抓手；不宜过度强调数量安全，应重视和强调保障粮食供给的能力安全，从而更好地平衡和保障水土资源相关的生态安全。在落实区域主体责任的同时，注重市场的作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在保障口粮绝对自给的前提下，重视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此外，营养均衡的安全也很重要。

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要与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东亚的乡村振兴经验，不仅是工业化的典范，也是协调城乡关系的典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田毅鹏以日本为例予以阐述：20世纪70年代，日本启动“一村一品”，利用本地潜在的资本和资源进行产业构造，转向“内化的发展”，强调村民的主动参与和过程总体的获益；1993年提出“第六次产业”，依托产业政策推出社会政策，鼓励就地就业，在村民受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使村落再生、乡村活力再现；1999年颁布的《新农业法》，把农业看作社会产业，是乡村发展观的根本性转变。此外，以村落为依托实现文化振兴，通过农协实现高度组织化，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难题，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乡村治理特别是基层自治如何有效运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王亚华强调自主治理的两项原则：受资源制度影响的大多数人都有权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有责任人或用户监督用户行为和资源状况。应激活基层运行中的集体选择机制，建议扩大基层选择空间，鼓励群众广泛参与，全面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善用技术力量赋能。

回归乡村本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卢云峰以浙江某县的“文化礼堂”为例，介绍乡村共同体重建，特别是乡村文化和价值重构的五个方面：新乡贤等精英群体返乡，实现文化反哺，有了“人”的回归；宗族组织、乡贤联谊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建立，实现“组织”回归；过去的宗祠成了文化大讲堂，庙宇成为老年活动中心，“活动场所”复兴；广场舞、送戏下乡以及民间信仰活动等“活动”回归；红白理事会等内生组织，实现“乡村价值”重建。

从乡村整体发展出发，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文军提出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联动、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联结、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统一的“新内生发展模式”。该模式正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具体从三个层面推进：行动主体层面，分别针对村民骨干、弱势群体、全体村民赋能；资源整合层面，采取绘制“社区地图”、规划“未来社区”等形式，内外联动，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社区整体层面，从推进文化建设、加强情感联动和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做出努力。